第112章 渔民政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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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许多着名的大海盗相继崛起，如许朝光、吴平、曾一本等人，他们的名字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这些大海盗们起初大多是跟随其他海盗或海商在海上漂泊，通过不断的战斗和掠夺，逐渐积累财富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商业集团。

然而，随着实力的壮大，他们开始寻求更为稳定的生存方式。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机，他们选择接受朝廷的招安，摇身一变成为了“抚民”。

成为“抚民”后，他们不仅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还被安插在沿海地区。

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合法地占有当地的渔盐资源和海界之利，又拥有了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基地。

这种亦官亦商的特殊地位，让他们如鱼得水般地在沿海一带呼风唤雨，其影响力日益增强，甚至可以左右地方政局的走向。

明末时期，郑芝龙家族便是漳潮交界海域当之无愧的“海主”，他们掌控着濒海渔场、盐场以及关键的航道和港口等重要资源。

与此同时，另一个显着变化也悄然发生。随着与西方频繁交流往来，当地大规模深海渔业作业模式得以迅猛发展。

而这一进步背后，离不开之前所提及的富豪们雄厚资金的支持。

此时此刻，渔民们也纷纷受雇于豪强势力，扬起风帆驶向外海。

明末清初那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一直到康熙中期，这种混乱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

清政府在濒海地区的治安管理方面，以船只作为切入点。

康熙二十三年时，曾经开过海。

在此之后，原先被视为非法的私人海上贸易变得合法化，商船成为官府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

然而，数十万名“毫无家业、惯习风浪、不惜性命”且“籍（藉）捕鱼为养命之本”的濒海穷苦渔民，则成为官员们眼中沿海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商船和渔船被分别制定了相关法规。

除了详细规定海洋渔船的桅杆数量、梁头大小以及船员人数外，还明确了渔船的建造手续、渔照的印制发放以及违禁物品等事项。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雍正的这几年，清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渔船的油饰印烙等规定。在此之后，与渔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渔课、渔税的征收以及渔盐的配给等，都被纳入了渔船管理的范围。

通过这些举措，可以清晰地看出，清朝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显着的变化，那就是焦点从维护社会治安逐渐转向税收征管。

这种转变表明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日益增强，同时也意味着对沿海地区的掌控和管理越发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