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4章 自废武功还是自残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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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太小看俺答汗了,他最强盛的时期开始打压萨满,不可能是因为这点财力物力的损失。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子,出在俺答的祖父达延汗身上。达延汗是蒙古的中兴之主,他即位以后,蒙古社会相对稳定。

达延汗重新划分左右两翼六万户,委派第三个儿子巴尔斯博罗特统率右翼三万户,自己驻帐察哈尔万户控制左翼三万户。

为了维护统治,达延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作了重要的调整和部署,而且在宗教方面也作了相应的改革。

达延汗将萨满教的“天命思想”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紧密联系,以宗教理论阐明黄金家族的正统性。从而在理论上,把古老的萨满教的“天命思想”运用到封建世袭制上来,以此作为思想武器,确保黄金家族永久的汗位继承权利。

达延汗去世,他的长孙博迪阿拉克汗即位。自此以后,形成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的嫡长子孙继承汗权的体制。萨满教的“天命思想“成为嫡长继承的思想武器,蒙古大汗的驻帐——察哈尔万户也成为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蒙古正统的象征。

但是到了嘉靖中期以后,土默特的俺答汗已成为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随着俺答汗的羽翼日益丰满,他跃跃欲试争夺大汗位。为此他拓地青海、河西,与大明互市贸易,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为争夺汗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但是,俺答汗清楚地知道,存在于蒙古民众中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是横亘在面前的巨大思想障碍。按照传统,俺答汗只能做“藩屏“,可是按照现实,俺答汗是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他对其父违制僭号最终被迫交出汗权的教训仍记忆犹新。

这是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俺答迫切需要新的解决途径。

此时,萨满教的“天赋汗权”与他的政治目的相悖,中原农耕社会传入的道教亦无法在蒙古扎根。

隆庆五年,素有“额齐格喇嘛”(即蒙古藏传佛教之父)之称的格鲁派高僧阿兴喇嘛与俺答汗的会晤,是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的前奏。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中,阿兴喇嘛援引历史,有意把俺答汗比作忽必烈汗的化身。阿兴喇嘛详细解释了佛教“三宝、六道、八戒”的具体含义,对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作了简明介绍。

但那都不是关键,关键他是劝告俺答汗与格鲁派宗教领袖索南嘉措直接取得联系,俺答汗则欣然接受,并作出立即派人赴藏迎请索南嘉措的决定。而其实,当时格鲁派的处境也很糟糕,很需要有权威的统治者帮他们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