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何不潇洒走一回（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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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彩塑遭到严重破坏，仅存两窟。造型虽有唐代余风，但技艺不如唐代精湛。[2]

壁画

壁画题材多沿袭唐代，主要有佛像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瑞像图和供养人画像。第61窟有通贯西壁的巨幅《五台山图》，面积约5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画中运用鸟瞰式透视法，描绘了河北道镇州至太原、五台（今属sx省忻州市）方圆数百里内的山峦、河流、城市、桥梁、店铺、寺庙、兰若、庵庐、佛塔，以及其中的送贡、进香、商旅、行脚、推磨、踏碓等各种人物活动，是一幅形象的历史地图和社会生活图景。[2]

共2张

莫高窟第0061窟主室西壁

此时供养人画像增多，主要有归义军曹氏家族成员及达官显贵，以及与曹氏联姻的于阗国王和王后，甘州回鹘公主等。人物形象更趋高大，一般在2米以上。这一时期的壁画，前期犹存唐代余风，人物肌肉丰腴，设色热烈，线描豪放而有变化，只是用笔粗糙简率。后期出现公式化，经变内容空洞，人物神情呆板，色彩贫乏，线条柔弱无力。[2]

壁画使用的矿物质颜料

西夏至元

这一时期新开凿的洞窟很少。西夏多是改建旧窟，重绘壁画。壁画虽多，新题材很少，但在构图和敷彩上有特点。壁画中供养菩萨行列变得高大，多占据甬道或壁面下部的显著位置。净土变之类的经变画，构图锐意简化，有的几乎与千佛像难以区分。画面构图和人物形象都过于程式化，呆滞而缺少生气。色彩以绿为底色，用土红勾线，整个画面色调偏冷。较多地使用沥粉堆金手法，为前代所少见。[2]

元代洞窟数量很少，第465窟和第3窟的壁画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的画风。前者后室四壁和窟顶布满密宗曼荼罗和明王像，四壁下部有织布、养鸡、牧牛、制陶、驯虎、制革、踏碓等各种人物画60多幅。内容、构图形式、人物形象和敷色、线描等带有浓郁的藏画风格和阴森、神秘的情调。后者壁画属于汉族画风，以密宗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为主，以细而刚劲的铁线勾描人物形体，用兰叶描和折芦描表现衣纹和飘带的转折顿挫，线描技术造诣很高。此外，第61窟甬道两壁有西夏末年、元初重画的《炽盛光佛图》和《黄道十二宫星象图》，题材为莫高窟壁画中所仅见。[2]

莫高窟第0003窟主室西壁

洞窟分期与编号

2003年，在重新修订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时，将未入敦煌研究所编号的漏编的现存30余个窟龛进行了补编窟号。至此，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编号总计为767个（其中南区519个，北区248个）。

九层楼

第96窟窟外木构建筑之俗称。唐代称北大像。俗称大佛殿。代表窟之一。敦煌石窟之第一大窟，建于初唐。洞窟直通崖顶，高40米，窟外有九层木构建筑，高45米。窟内徒壁无画，依崖塑敦煌石窟中最大塑像(高33米)的弥勒佛像。高度仅次于四川乐山石刻大佛(71米)和四川荣县石刻大佛(36米余)。在泥塑造像中，其高度则为全国之冠。

据p．3720《莫高窟记》，此窟及像由禅师灵隐及居士阴祖等于武周延载二年(延载无二年，应为证圣元年，695)建造。大像就崖镌刻石胎，外敷草麻泥，然后造形上彩像身倚崖善跏坐，双腿下垂，脚踏覆莲，衣僧祗支及土红袈裟，仪容端庄。五代后，因地震毁，同窟壁画亦毁于此时。现存者为后代重修。由于原作石胎尚存，故原像的身材比例和基本姿态仍得以保持。1928年重修窟前木构建筑时，曾粧銮大佛，彩绘僧祗支及土红袈裟，并在袈裟垂裾边沿绘清式云龙纹，非佛非俗。现存大佛双手，为敦煌研究院于1986年重修。证圣元年武则天加“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洛阳造弥勒大像，此风随之靡及全国，敦煌地区弥勒信仰亦随之更盛，北大像即建于此时。窟外木构建筑共九层(俗称“九层楼”)。[8]

阁楼依崖就窟而起，下八层为五间六柱大型两角窟檐，檐角上翘，有线脊，下垂风铎(俗称铁马)。第一层正对本窟巨型窟门，第四层和第七层各对洞窟明窗。第九层为八角顶，上竖3米高宝瓶，窟、像即以此顶相覆，三者共融一体。据p．2762《张淮深勋德记》及《宋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1936年《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此碑已毁，仅存录文)记载，武周初建大佛时，楼为四层。晚唐乾符年间(874—879)，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重建，改四层为五层。宋乾德四年(966)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托西大王曹元忠及其妻凉国夫人浔阳翟氏避暑莫高窟，将下两层糟朽梁、柱拆换重建(上三层仍保存原建筑)。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敦煌商民戴奉钰集资重修，改五层为七层。1928年，刘骥德等合莫高窟住持喇嘛易昌恕等重建，改七层为九层，于1935年建成，即今之“九层楼”。[8]

《敦煌九层楼》常书鸿1952102.3x61.5cm

三层楼

一名吴僧统窟，晚唐称吴和尚窟。代表窟之一。建于大中五年至咸通八年(851—867)之间。窟主吴和尚即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覆斗顶中心佛坛型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底层。其上为第365窟(七佛堂)，顶层为第366窟，三窟窟前倚崖统建三层木构窟檐，即三层楼。

此上下三层洞窟似为吴和尚独力开凿的系列窟。主室为莫高窟面积最大之洞窟。室内马蹄形中心佛坛上，存清代改修之宋塑九身，坛西沿背屏直接窟顶，绘唐及宋画。四壁壁画为重层，表层为西夏时所绘绿底千佛，色调单一，形象如出一模，缺乏生气。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修此窟壁画时，曾发现底层晚唐壁画，该画色彩鲜丽如新，线条清晰，似为某种经变净土说法图中的水榭雕栏，以此可窥未变色的晚唐画之一斑。窟顶为西夏浮塑贴金的团凤四龙藻井，四披为贴金棋格团花图案。甬道两壁绘西夏说法图及供养菩萨，南壁中部嵌清代《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木碑一方，北壁中部为藏经洞窟门。前室无画。洞窟编号第16～17号，16窟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851～867）间。窟前倚崖统建三层木构窟檐，故俗称“三层楼”，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于16窟甬道北侧发现藏经洞，后编号为第17窟。因此三层楼也是为数不多的窟中窟。[8]

三层楼

藏经洞

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亦称“鸣沙石室”“敦煌石室”，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851—862）间，原为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统洪的禅窟，洪逝世后，其下属僧徒或吴姓本家改禅窟为影堂。此窟平面近于方形，覆斗形顶，地面至窟顶高3米，北壁前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坛上端坐一身泥塑坐像，为洪高僧像。北壁画二菩提树，枝叶相接，以示洪在菩提树下坐禅。菩提树东侧画一比丘尼，双手捧持对凤团扇；西侧画一近事女，一手持巾，一手执杖。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告身碑一通。窟内因发现数以万计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古代佛经写本、社会文书、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故而俗称“藏经洞”。[8]

莫高窟17窟(藏经洞)

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一说二十五年）五月，道士王圆箓清扫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甬道北壁有一小窟，据《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记载：庚子孟夏，新开洞窟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出土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其中文献一般估计在5万件以上，文献种类在5000-6000种之间，90%左右是佛教文书，非佛教文书不足10%，包括官府文书、四部书、宗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启蒙读物等；写本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等。此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小样和画具等文物。[8]

对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几十年来众说纷纭。归纳其要者，一为避难说，二为废弃说。

壁画

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壁画指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顶上所绘的佛画。敦煌石窟崖质属酒泉系砾石岩层，由积沙与卵石沉淀粘结而成。卵石坚硬、金石难琢，沙层疏松、稍碰即落，不适于雕刻。故古人于凿窟之后，在壁顶及墙面抹泥灰涂白粉，令其平整再绘画于上。由于画壁较石刻费工少，易于描绘细节，豆人寸马均可精绘入壁，所以表现佛经内容及时代社会风貌，都较石刻广泛、丰富、详尽．这是敦煌石窟有别于其他石窟的最大特点和独具的优势。从数量上讲，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五万多平方米，最大画幅40余平方米。从时代上讲，自十六国晚期的北凉，到蒙元时代，代代相因，凿窟彩绘，千年不衰。

从内容上讲可分：

(1)尊像画。如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七世佛、三世佛、三身佛、五方佛、十方诸佛、贤劫千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迦叶、阿难、舍利弗、东南西北天王、力士、药叉、天龙八部、罗汉、婆薮仙、梵天、帝释、维摩诘和高僧以及汉密藏密内容的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不空羂索观音、怖畏金刚、密迹金刚、明王、双身像等单幅画像。这类画像在敦煌石窟各代洞窟中均有大量描绘。

(2)佛传故事画。绘述释迦牟尼佛今世从入胎、出生、成长、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传记性连环画。

(3)本生故事画。绘述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救世救人的善行。如“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阇尼婆梨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等。

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主室西壁

(4)因缘故事画。描述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事迹。如“沙弥守戒自杀缘”、“微妙比丘尼缘”、“须摩提女缘”、“五百强盗成佛缘”、“难陀出家缘”以及《贤愚经》中多种因缘故事。

(5)汉族神话题材图画。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开明、飞廉、雷神、礔电、方士、羽人、虺龙九首等．以上(2)到(4)类题材壁画，多绘于早期的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及隋代洞窟内。

莫高窟第0249窟主室南披顶部中心绘西王母乘凤车

(6)佛教史迹画。描绘佛教传播中的历史人物、事件、佛教圣迹、遗迹和灵异感应事迹以及各种瑞像的画图．如“张骞出使西域”、“释迦浣衣池”、“释迦晒衣石”、佛图澄各种神异故事、“杨都金像”、“石佛浮江”、“隋文帝请昙延法师祈雨”、“尼波罗水火池”、“犍陀罗双身像”、“舍利弗、毗沙门决海”、“张掖西影寺瑞像”、“酒泉郡释迦像”、“圣者刘萨诃事迹”以及“五台山图”、“唐僧取经图”等。据统计这类题材有六十七种之多，从唐初到宋、元的石窟中皆有绘制，以中晚唐、五代最盛。

(7)经变画。是释迦佛所宣讲的佛经的图画。这是敦煌壁画中的最主要部分，入画最多，且贯串于各时代。共三十余种、千余壁，尤以唐至五代为盛。如降魔变、涅槃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宝雨经变、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观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观音经变、华严经变、金光明经变、楞伽经变、报恩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天请问经变、思益梵天请问经变、金刚经变、劳度叉斗圣变、密严经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炽盛光佛陀罗尼经变、梵网经变、贤愚经变、地藏菩萨与十王厅以及水月观音经变等。

莫高窟第0320窟主室北壁观无量寿经变

(8)供养画。即出资造窟、绘塑佛画佛像的功德主、窟主及其眷属的供养人画像和出行图。供养人身份包括僧尼居士、王公贵胄、高官军将、世家大族、士庶百姓、行人社众、画师塑匠、仆婢倡优、西北各民族民众及国王、王子、中外商旅等，五千余身。如“晋昌郡太守墨离军使乐廷瓌供养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河西和瓜沙节度使张议潮、张淮深、张承奉、曹议金供养像；于阗国王李圣天，于阗太子从连、琮原，于阗公主、甘州回鹘公主供养像；吐蕃持钵僧宜、扫洒尼姑、愿“舍贱从良”的奴婢母女供养像等。出行图如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曹议金出行图等。早期供养像多为单身，少有仆从，画面较小，中唐以后，供养人画面渐大，画中除窟主外，眷属、儿孙、仆从乃至亡父母尽皆入画，像身也与人等高，且详书官爵衔位，已有显赫官位家世、以佛窟为家庙的意味。

(9)装饰图案画。绘于窟顶的平棋、藻井，佛龛的龛楣、龛柱、龛沿以及佛像的头光、身光，人物服饰，供桌，地毯，壁画边饰等。纹样有花草、莲荷、枝叶、蔓藤、果实、飞天、化生童子、狮虎、飞马、盘龙、鸟禽、狩猎、火焰、星辰、云气、回纹、矩纹、联珠、菱格等及其组合变化。饰纹多样，色彩绚丽。现代建筑、印染织品、装饰物等每有用为借鉴。由于敦煌壁画延续绘制千年不断，其艺术和内容对研究中国绘画史及古代社会历史，尤其是西北地区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彩塑

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雕塑是石窟的主体。由于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所以除了高达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为石胎泥塑外，余多为木架结构。其制作过程是：在自然长成的与佛像姿势相近的树枝上，或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后彩绘，故名彩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