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估《学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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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适之开始仔细阅读这篇仅有一千六百多字的文章。尽管篇幅不长,却字字珠玑,开篇便以犀利的笔触将对手置于尴尬境地:“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这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指《学衡》杂志的痛处。
文章进一步写道:“夫‘衡’者?平衡也,度量之谓也。汝辈尚未寻得权衡之准,安敢妄论‘衡’乎?”这里不仅巧妙地运用了“衡”字的双关含义,还从根本上质疑了《学衡》杂志的立场与权威性。在古代,“衡”指的是秤杆,“权”则是秤砣,二者共同构成了“权衡”这一词汇。而作者在此讽刺《学衡》杂志连秤杆的准星都还没找到,就敢妄谈“衡量”与“平衡”,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
接下来的文章可谓是找茬大赛,作者从《学衡》杂志的序言开始,逐一剖析了其中的每一篇文章,精心挑选出其在古文用词上的谬误,并且极尽揶揄之能事。他向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们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你们不是声称文言文远胜于白话文吗?然而,即便是你们这些文化名人,留洋博士,智商卓绝之人,也难免在文言词汇的正确使用上栽跟头。那么,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文言文又有何推广的价值与意义呢?
胡适之读到此处,不禁拍案称赞:“真是妙笔生花,这完全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位作者的古文造诣实在令人钦佩。《学衡》所刊登的文章,我都翻阅过,虽然其中不乏有引发争议的观点,但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然而,这位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真是个人才啊。”
他转头对梁漱溟说:“寿铭,在我们几个人当中,你对文言文的掌握最为深厚。依你看,这位作者指出的错误是否准确?”
在座的五人中,梁漱溟虽是最年轻的,生于1893年,比胡适之还要小上两岁,两人都是“90后”,另外三人则更大一些,都是“80”后,但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虽然是几人中年纪最小的,但是对于华夏古典文化的钻研却最是深入。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开创了新的儒学思想。
梁漱溟沉吟片刻,然后缓缓开口说道:“据我观之,这篇文章必是国学深厚之辈所写,这种咬文嚼字的功夫最是考验一个人的古文功底,就像是问你‘回’字有几种写法一样,不是深研古文之人,是无法回答出来的,至少得达到辜汤生那个水平吧。他指出的几处错误都相当精准,确实是原作者的失误。不过,这些疏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很难察觉的。”
周章寿闻言笑道:“那几位海归博士,学习西方知识花的时间比学习文言文的还多,他们连‘回’字有多少种写法都不清楚,又谈何‘昌明国粹’呢?这篇文章可谓是戳中了他们的软肋,会让他们毫无还嘴之力的。”
胡适之深有感触地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文言文之难学程度。他们在西方学术上或许能有所成就,但在运用自己国家的古文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文言文确实复杂且难以掌握,看来我们倡导白话文是对的,只有普及白话文,才能降低学习的门槛,让更多的民众有机会接受教育,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的发展。”
周章寿继续说道:“适之,你还没读完呢,后面还有骂的更精彩的部分。”
“哦,是么?”胡适之依言继续读下去,就看到了“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 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以及最经典的一句:“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那种对于这些人的不屑与鄙夷之情跃然纸上。
胡适之看完也是哈哈大笑,说道:“真是痛快!”
《估《学衡》》这篇文章,其实侮辱性并不强,并没有像《学衡》杂志那样几乎是指着鼻子骂人是“不要贞操的娼妓”,但是其伤害性却是极大呀!
此文可谓是横空出世,一篇文章就将《学衡》杂志打回原形,让其回到了“整理国故”的初衷道路上去,之后《学衡》杂志虽然持续出版了十多年时间,但是没有再敢来引战。
但是,李斯年的这篇文章也开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头,那就是这些大师们又找到了一个文学论战中攻击对手的绝佳手段,于是一个个化身为找茬小能手,倒是找出了很多报刊杂志上文章的别字和错误用法,对于语言文字的规范用法做出了些许贡献。。
就像几年之后周章寿就被郭莫若抓住痛脚,写文章质问其《我的态度气量与年纪》一文的标题中到底是"气量"还是"器量"?并以此为由头,撰文大骂其是“封建余孽”外加“二重反革命”。
看过其小说和杂文的学生都知道其在文章中爱用“通假字”,至于到底是“通假”还是“真假”就说不清楚了。
周章寿看到自己被人大骂,心想:老子有错别字这个事,估计是赖不掉了,但是老子就不信你小子写的东西就能保证不出错!于是他匆忙间找到了郭莫若的小说《一只小手》,蘸着口水仔细翻看,开始找茬之旅。
最后估计他也没看明白人家写的是什么,就开始胡搅蛮缠,乱“喷”书中主人公,才被机器“压掉了一只小手,为啥不是大腿和脑壳呢?还得留着另一只手给女人送鲜花”,“可见他革命不彻底”!
这时,蒋梦麟几人也都读完了,于是他们开始讨论猜测起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来。
好巧不巧的是这时,王国桢走了进来,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也是来找胡适之讨论新学期研究生教学工作的,1917年底,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这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作为满清遗老,王国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帽后坠着那条象征遗老的小辫子,现今已经是民国十一年,这样的装扮十分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