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这片土地的农民承受了太多苦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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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灾难中，农民永远是炮灰。他们没有政治靠山、没有经济缓冲，一旦系统出错，最先倒下的是他们。

所谓“起义”，不是理想主义的高歌，而是绝境中的挣扎，很多人把农民起义当做一种“浪漫”的政治叙事，什么“揭竿而起”“逐鹿中原”“改天换地”。但真实的农民起义，更多是一种生存本能。

黄巾起义前的东汉，灾荒与赋役交错，张角以“太平道”煽动的是一种“给你出路”的幻觉；红巾军、白莲教……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往往不是“想造反”的政治人，而是“活不下去”的饥民。

起义之后的命运呢？成功的为数极少，大多是被镇压、被围剿、被屠村。即使成功登上皇位的领导者，如朱元璋，建立政权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流民”、清剿“山林反贼”，防止“第二批自己”。

农民起义是底层怒火的总爆发，但从不意味着他们能真正主宰国家命运。

教育、技术、法律，农民几乎从未真正拥有过。农民为何难以翻身？因为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话语权”。

自秦以后，“学在官府”，读书是士人、子弟的特权。普通农户子弟即便能识几个字，也无法参加科举、入仕、谋职。清代每万户中，能中秀才者不过个位数，而进士几乎全由地主、官宦家庭包揽。

技术上，种地靠天吃饭——直到清代末期，全国九成农民还用“牛耕木犁”；法制上，农民几乎没有可申诉之门——县官既是行政、又是司法，告状难于登天。

整个社会的结构，是用“文化”“制度”“技术”三重壁垒，把农民困在土地里，代代为人作嫁衣裳。

宗族、乡绅与村规，往往比官府更让人喘不过气。很多人以为“官府压迫最重”，但在实际乡村社会中，对农民控制更紧密的，往往是宗族与乡绅。

村里最有权的人，不是县令，而是族长、祠堂、里长、地主、保甲。这些人既是税收中介，也是劳役调度者，还是道德审判官。

族规一出，违者遭驱逐、断粮、辱骂，甚至打死不偿命。地主的一句话，可以让一家老小无田可耕、无水可饮。地方治理越放任，这种“地头蛇统治”越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