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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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常用的词汇“合理”正是理学家这样贡献出来的，原本不是指“合乎理性”，而是指“合乎天理”。

汇率是由甲国人民对乙国资源的需求，以及乙国人民对甲国资源的需求共同决定的。

普通人，名词，许多人以为自己可以轻易达到的人生境界，却不曾认真检视过它的意义。

康德把所有这些能牵着你走的力量叫做“inclination”——倾向性。

康德把出于倾向性而做事的行为叫做“假设律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因为它具有“如果……就……”的特点。我如果如何如何，就会如何如何，所以我要这么做。康德说，凡是出于倾向性的，就都是不自由的——也是不道德的。

道德得是“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得是无条件的。我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它会给我或者别人带来什么东西——仅仅是出于*义务*，我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带领下，对选票机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指出了选票机制对市场机制的危害性。其基本的结论是：选民关注的事情越广泛，或者选举进行得越频繁，那么市场和效率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里，波普尔写道：“……民主仅仅以大多数人统治为标志是不足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用暴虐的方式来统治。（矮于6英尺的大多数人可以决定，高于6英尺的少数人缴付所有税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Arrow）证明：只要巧妙地设计候选方案，就可以有效操控投票结果。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在（1）信息不完备和（2）约束条件的变动下，作出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不管在生活中观察到什么解释不通的现象，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打这个假定的主意，不说人是蠢的所以才做了蠢事，而是尽量接受这个假定，并由此出发去寻找与（1）和（2）有关的原因。

【笔记】

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指出私心能促进公益：“请把我所要的给我，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镜像冥想”。这种冥想很简单：冥想者每天花5-10分钟时间，在镜子前面凝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只观察自己，不评判。比如观察你看待自己的目光，是批判性的还是善意的？观察自己的注意力，是否会马上聚焦到某个你不满意的面部细节上？观察你的表情，是生气的、是喜悦的、是失望的，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