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天不应 第七章冰冷的规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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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天不应第七章冰冷的规则(第1/2页)

推开那扇厚重的玻璃门时，我的手心全是汗。电梯直达顶层，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的天际线，阳光刺得人眼晕。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心跳得像要撞出胸腔——当年那个总把泡面分我一半的学弟，如今竟成了这栋大楼的主人。我攥着皱巴巴的简历，指节发白，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大学时，他总说“以后发达了请我喝咖啡”，可现在，我连一杯廉价的速溶都买不起。我深吸一口气，按响门铃，指尖冰凉得像刚从冰窖里捞出来。

“请进。”门内传来的声音温和得像在招待贵宾，却让我浑身一僵。推开门的刹那，我愣住了。办公室大得能跑马，落地窗将整个城市尽收眼底，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映出我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西装。他正背对着我整理文件，剪裁合体的深灰西装，领带一丝不苟，连发梢都透着精英的利落。听见声响，他转过身，笑容温润得像精心调制的咖啡。“老李？真没想到。”他站起身，伸手相握，指尖冰凉，却没半分温度。我张了张嘴，想说“还记得咱们在宿舍通宵打游戏吗”，可话还没出口，就被他温和地打断：“坐，慢慢说。”

我坐在真皮沙发上，喉咙发干。这沙发软得像陷进棉花堆，可我的屁股却像坐了块冰。窗外的云影掠过，他的影子被拉长，投在光洁的地板上，也投在我心上。我掏出手机，屏幕亮起，上面是林慧发来的消息：“早回家，别累着。”我手指一抖，差点把手机摔在地上。我清了清嗓子：“学弟，我……我家里爱人病了，手头有点拮据。想问问，能不能……借点钱周转？”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他静静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像在数着秒针。我盯着他修长的手指，突然想起大学时他总用这双手帮我修自行车链条。那会儿他还在校门口摆摊卖二手书，我帮他搬货，他分我半块面包。现在，他指尖的戒指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像一道无形的墙。“公司规章很严，”他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得像在念财务报表，“不能破例，最近项目压力大，连陪家人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喉头一哽，想说“当年你发烧到39度，我用自行车载你去急诊，车把上还挂着两碗刚买的热汤面”，可他已转向电脑屏幕，目光专注得仿佛在处理生死攸关的机密。秘书推门进来，他头也不抬：“把上周的报表拿来。”那声音里连一丝波澜都没有，仿佛我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天气。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纸条，上面是银行的催款单。大学时，他住院，我守了三天三夜，就为给他熬一碗白粥。那时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笑：“老李，你这粥比食堂的强。”现在，他连看我一眼都嫌麻烦。我忽然觉得窒息，手指掐进掌心。“那……能不能通融一下？就五万，我签借条……”话没说完，他轻轻摇头，眼神里透着疲惫，却毫无温度。“不是不帮你，是规矩不能破。上个月有个同事，也是这样，我只能按流程走。”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你知道的，现在公司裁员，我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句话像刀子扎进耳朵。我猛地想起他朋友圈发的“深夜加班，为梦想拼尽全力”，配图是咖啡杯和电脑屏幕。原来，他的“梦想”就是把旧情谊熬成一杯冷掉的咖啡。

秘书端来一个红缎面小盒，他轻轻推过来：“这点心意，别见外。”我盯着那红包，指尖发凉。五千元，薄薄的，却重得像块铁。我下意识想推回去，可他已起身，笑容依旧，却已隔着一道透明的墙。“以后有事，直接找行政部。”他语气轻快，像在安排一场寻常会议。我僵在原地，喉咙像被砂纸磨过。想说“当年你妈生病，我陪你去挂号”，可他已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低语：“王总，会议改到下午三点……”我成了背景音。

走出大楼，我站在街角，攥着那张薄薄的纸。五千元的数字在阳光下刺眼，可我分明记得，大学时他发烧到39度，我用自行车载他去急诊，车把上还挂着两碗刚买的热汤面。那时的热气，如今连同他的情谊，都被这玻璃幕墙隔成了两半——一边是西装革履的总裁，一边是攥着红包的流浪汉。我慢慢把红包塞进包里，指尖抖得厉害。原来，不是钱能买断情谊，而是社会的台阶，早已把人推到了看不见彼此的深渊。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霓虹灯次第亮起，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手机又响了，是妻子发来的语音：“怎么样，我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我按下静音，眼泪突然涌出来。这城市太大了，大得让我找不到自己。路过街角的便利店，橱窗里摆着一盒速溶咖啡，标签上印着“给奋斗者的温暖”。我鬼使神差地推门进去，买了最便宜的那包。咖啡粉在杯底沉淀，像我此刻的心。我坐在路边长椅上，盯着杯中浑浊的液体，想起大学时我们常去的那家小馆子。他总点一碗牛肉面，说“这味道，能让我想起家”。现在，家就在那，我确惧怕回去，我正在慢慢的毁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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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手机震动，是学弟发来的消息：“李哥，刚想起来，你上次说的旧书摊，我让秘书查了，可能有存货。需要我安排人送过去吗？”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发送键上，却发不出一个字。这算什么？施舍？还是讽刺？我回了个“不用”，然后把手机塞进包里。窗外的车流声像潮水般涌来，我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大三那年，他自行车坏了，我俩淋着雨推车回宿舍，他笑得像个傻子：“老李，以后咱俩开个车行！”现在，他坐在能俯瞰整座城市的办公室里，而我连一辆二手电动车都买不起。情谊？早被这城市的钢筋水泥碾碎了。

我站起身，把没喝完的咖啡倒进路边的垃圾桶。抬头时，看见写字楼的玻璃上倒映出我的样子：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影子。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红包，突然笑了。五千元，可它买不回那个在宿舍里分我半碗泡面的人。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声音沙哑：“老婆，我……我找了个临时工，明天能开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压抑的抽泣：“你……别勉强。”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突然明白：他不是冷漠，他是被这社会驯化成了机器。当年那个会为一碗面笑出声的少年，如今连“老李”两个字都得用“李哥”来称呼。

第二天，我去了工地。工头是老张，认识我十年。他递来一罐啤酒：“老李，听说你找学弟了？”我点头，喉咙发紧。他叹气：“那小子啊，去年还说要帮咱修路，结果呢？人一走，连影子都没了。”我仰头灌了口酒，苦得直皱眉。老张拍我肩膀：“别想多了，这世道，谁还没个坎儿？”他顿了顿，“我儿子去年也住院，我蹲在医院门口哭了一宿，可没找谁借钱。”他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我攒的，先用着。”我攥着那几张零钱，手抖得厉害。老张说：“你小子，别把自己逼死。”这话像针扎进心里。我忽然想起，当年学弟也是这样，总说“别怕，有我在”。可现在，他连“有我在”都懒得说了。

深夜，我躺在工棚的铁架床上，听着隔壁的鼾声。窗外，写字楼的灯光亮到凌晨。我盯着天花板裂缝，想起学弟办公室的落地窗——他一定能看到整座城市的灯火，却看不到街角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人。社会的鸿沟不是一道墙，而是一道深渊。你爬得越高，越听不见下面的哭声。大学时，他总说“我们是兄弟”，可兄弟这词，早被镀了金，变成了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我摸出那张五千元的红包，纸币硬得扎手。我把它塞进枕头底下，不是因为感激，而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会哭出来，害怕自己会跪下来求他。

天亮时，我醒了。工棚的阳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我起身，把红包放在床头。今天，我要去领第一笔工钱。老张说，工地活多，能多挣点。我走到窗边，看远处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朝阳，刺眼得像在嘲笑。我忽然觉得轻松了。原来，情谊不是靠钱买断的，是靠心来守的。他守不住，我不守了。

下楼时，我遇见了小王，工地新来的。他问我：“哥，你刚才在笑什么？”我指指远处的高楼：“在看太阳。”他抬头，眼睛亮亮的：“真好看。”我点点头，转身走向工棚。阳光照在手上，暖的。我忽然想起，大学时他总说“阳光照在身上，就是希望”。现在，这希望在我手里，不是靠别人施舍，是靠我自己搬砖搬出来的

我走出工地大门，阳光洒在脸上。手机响了，是学弟发来的：“李哥，公司新项目招人，你来试试？”我盯着屏幕，没回。把手机关掉，放进裤兜。远处，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依旧闪着冷光，可我的影子却在阳光下站得笔直。五千元的红包还在枕头下，但我知道，真正的钱，是这双手能撑起的明天。社会的鸿沟再宽，也跨不过人心里那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