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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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妇会上展风姿，名利场中露峥嵘

1995年9月，北京，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举行。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及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1.7万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分为全会和两个委员会同时进行。共进行了3900场研讨会，第四次妇女大会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规模最大的第一次全球性国际会议。

严敏着一身笔挺的税服，身姿绰约。乌黑的短发，散发果敢与干练的气息。她明亮的瞳仁里流露出一种内敛掩饰下的自信、孤高、热烈的光芒。

“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她揣度自己是否真够格参加一次世界性的大会。一阵清风吹拂，窗台上一盆鸢尾花悄然开放着，鲜艳亮丽，如一只精灵等待飞翔。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严敏有幸作为基层妇女的杰出代表参加了会议。她前不久被任命为清溪地税局党组成员兼城关分局分局长，可谓是双喜临门、名至实归。她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抵达首都机场，第一次进北京、第一次参加国际盛会，这么多的第一次使得她异常兴奋。

她与代表们观看了多场图片、书籍、展览、表演工艺品展销、妇女实用技术、电影论坛等活动，并就妇女有关问题在讨论中用英语发言和辩论。那是得益于她几个月来她坚持苦练英文口语，才敢勇于登上台面与各国女士交谈。

为了能过口语关，她在卧室里挂了曾国藩的两幅对联“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来激励自己，每天下班回家的饭都是由秋实来做，自己封闭在房间跟着收录机刻苦学习，一个单词、一个句子的发音练习都重复了好几十遍。

秋实经常对外人苦诉：人家去北京是一种高级享受，而自己的老婆为去北京真是瘦掉几斤肉，写文章、查资料，学英文、练口语，在耐苦、拼搏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害得他天天帮忙洗衣、做饭，当了她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保姆。可是大家都明白那是秋实夸奖自己老婆有本事，口里虽然这样埋怨她，心里可是甜蜜蜜的。

那天严敏在发言中使用规范流利的英语就“妇女与大众传媒”问题进行主旨发言。

她开宗明义：在商业文化席卷全球的今天，大众传媒的繁盛是有目共睹的。但透过光怪陆离的表象和日益先进的传播手段，大家却发现，传媒给人们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生活方式或进步的思想观念。

严敏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的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或有关暴力、色情等行为。

她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说：男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环境与文化所决定的。她举例说道，在中国，女性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但同时又认为，今天中国的女性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女性更具有沦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属品的可能性。

有国外女性代表用英语问道:“为什么？”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几千年漫长历史的角色定位。严敏喝了一口矿泉水，条理清晰地用英语口述：从传媒不断制造的或为传统的贤妻良母、或为现代的漂亮花瓶等女性形象中，我们已经嗅到了陈腐的、本应式微退出历史舞台的价值观和性别观念的浓重气息。并举出例证加以论述，有研究者对中国八家主流报纸即《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和《文汇报》等新闻版新闻作品研究发现，男性新闻人物在出现频度、被引用频度和被拍摄频度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女性，其中在有言论被引述的新闻人物中，男性占91%，女性仅仅占9%。而另一些研究者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表明，广告中的女性职业角色有51.6%为家庭妇女，而男性职业角色中科教文卫及领导管理者占47.0%，家庭主“夫”竟然一个也没有。广告中女性的出现地点51.5%是在家庭，出现在工作场所的只占14.5%，而男性即使出现在家中，也多为娱乐(31.0%)，做家务的男性只有5.3%。这两项调查一是取自政治性较强的报纸，一是取自商业性较强的广告，却得到极为相似的结果。可见，媒介往往以或暴露、或隐晦的方式在复制着男女角色的陈规定型。这种定型是对“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属于“公共领域”，女人属于“私人领域”，男人是社会人，女人是家庭人等观念的强化。而此种话语背后的潜台词无非是：男性是社会的中心与主宰，女性只在边缘的附属。

严敏还具体介绍了清溪地税系统的女性工作者在当家庭“厨娘”的例子，说整个局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是丈夫煮饭、买菜、接送小孩放学上学的。

严敏接着介绍了中国近期有关媒体的情况，以之来佐证她的看法。说道：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以及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文本或编造一个男人天经地义地玩弄、驾驭、控制一群女人，或表现女人为了获得一个男人的宠幸，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故事。认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依然牢牢盘踞着现实社会。

严敏还以杂志封面为例阐述现代传媒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制造美女形象。说道：经调查统计全国发行量较大的面向青年的期刊杂志，几乎每期都用美女为封面的有20余种，约占2/3以上。而且这些形象与妇女的工作、生活、学习毫无关系，所注重的仅仅是美的外表，或者说“包装”。化妆品、美发用品、减肥产品、日用产品等广告中出现的，无不是年轻靓丽的女性。社会上各种所谓“青春美少女大赛”“青春风彩大赛”、服饰之星、服饰小姐等变相选美活动通过媒体粉墨登场。甚至“女人什么时候最美”也成为某媒体的热门话题。

有欧洲女性代表站起身，询问严敏：“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有哪些内涵？”

严敏微笑地回答，往往表现为温柔顺从、自我牺牲、默默奉献、家庭至上等品质。她以曾经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渴望》中的主人公刘慧芳这一温柔贤惠、贤妻良母形象来解释中国人心中女人的传统美德内涵。她说道，《渴望》中的另一个知识女性王亚茹则被塑造成自私傲慢、变态多疑的“准巫婆”，与被“圣母”化的刘慧芳相比简直就是道德谱系中相对的两极。

与会者有一位日本代表，问了严敏一个不容回避的严肃话题，“女士严，你愿意当刘慧芳一样的圣母，还是象王亚茹一样的准巫婆呢？”

严敏微笑地回答她，“谁都愿意成为圣母，但在中国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只能作一个准巫婆，这样才能适应环境、提升自我价值呀。”

她继续用英语延伸道：“实际上，刘慧芳这个形象之所以能被推到“善”的极致，是以她放弃自我发展空间和实现个体价值为代价的，她作为“人”的内涵并不丰富与深刻。而王亚茹这个有知识、有文化、有事业追求和理想抱负的女性，只因善于开发自我价值，便被编导塑造成损人利己型的“女强人”。”

这位日本代表表示同意严敏的观点，说道，在男权话语体系中，一个女人为了事业不顾家庭和一个男人投身事业忽视家庭将会得到截然相反的道德判断，对女性的评价是负面的，对男性的评价则是正面的。她举例说，最可揭示这种标准虚伪性的是，对女性贞操的要求，流露对“圣女”“圣母”或烈女、处女的膜拜，预设了一种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这其实是稳定男性权力中心地位的另外一种方式。

另一位中国港澳女代表发言，也表示赞同严敏的论点。表明观点：男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使他们毫不费力地在文化领域拥有了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话语理论创造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我们应该审视这一性别所导致的不公平话语环境，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

有非洲代表环顾与会代表，摊开双手询问：那我们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严敏见没有代表发声，遂使用简要的英语，做出一个手朝下的动作，强调指出：摈弃“夫者妻之天”、女人是男人的附庸的固定思维，伸张长期以来被男性为中心的价值尺度贬抑了的人性部分，诸如私密的、性的、情的、心理的、生命的，表达我们女性主体意义的觉醒以及女性情感意识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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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敏接着讲述，根据传播学者的研究和个人的自身体会，呼吁现代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一个维护两性平等的话语机构，以使现存的仍然是男性中心的的文化和社会统治转变为男女平等、合理、和谐的世界。

严敏最后总结陈词：改变这一现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