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新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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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说明了来意，提到了研究中心和研究助理的职位，语气平和，像是普通的招聘沟通。

林浩天听完，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那扇唯一的、对着隔壁墙壁的小窗前，背对着陈瑾瑜，望着窗外那一片被违章建筑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他的背影僵硬，肩膀微微绷紧。

房间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井噪音和两人轻微的呼吸声。陈瑾瑜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三天后，陈瑾瑜的手机上，收到了一个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内容很短，措辞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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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记者，谢谢您和颜总的好意。工作的事，我考虑了。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都不懂。如果……如果你们不嫌弃一个坐过牢的学生，我愿意去试试。”短信的结尾，没有署名。

陈瑾瑜看着这条短信，仿佛能看到那个蜷居在城中村狭小房间里的男人，是如何在这三天里，经历着内心的天人交战，最终鼓起残存的勇气，小心翼翼地触碰这份来自旧日世界的、带着温度却也带着审视的橄榄枝。

“不嫌弃。”她回复了三个字，然后，将“林浩天”这个名字，加入了研究中心下一批入职人员的名单。她知道，这将是一场比任何商业谈判都更漫长、更艰难的“救赎”与“重建”。

陈瑾瑜的“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坐落于北四环一处由老厂房改造的创意园区内。红砖外墙爬满了常春藤，巨大的落地窗将春日暖阳毫无保留地迎入室内。与“新旭日”总部那种高效、冷峻的科技感不同，这里充满了人文气息：原木色的书架顶天立地，塞满了哲学、社会学、法学和科技史书籍；开放办公区的白板上画满了各种思辨性的逻辑图表和关系导图；空气中漂浮着现磨咖啡的香气和一种沉静的、专注于思想交锋的氛围。

这里聚集的，大多是在象牙塔与公共领域之间寻找第三条路的理想主义者——有厌倦了纯粹理论建构、渴望接触现实复杂性的青年学者；有从调查记者转型、试图在更深层面解读时代症结的前媒体人；还有几位秉持技术向善理念、关注科技伦理的独立研究者。他们讨论的话题，从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到技术垄断的社会成本、创新与公平的悖论，充满了批判性思考和人文关怀。

林浩天的加入，在这个小而精的团队里，起初像是一滴油落入了清水，界限分明，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他穿着最普通的衬衫和长裤，沉默寡言，大部分时间只是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埋头阅读中心积累的资料和那些他过去从不屑一顾的“形而上学”著作。他负责协助整理企业风险案例库，并参与商业伦理研究小组的工作。起初，当学者们引用康德、罗尔斯，或者讨论“无知之幕”下的公平原则时，他眼神里会掠过一丝茫然，但很快便被一种近乎贪婪的专注所取代。他像一个饥饿太久的人，拼命汲取着这些陌生的、却仿佛能照亮他过往黑暗的知识。

然而，当研究讨论触及具体的商业案例，尤其是资本运作、市场竞争中的灰色地带时，林浩天那沉寂已久的经验与洞察，开始显现出惊人的价值。

一次，团队在分析一个经典的“赢家通吃”平台垄断案例，学者们从网络效应、数据壁垒、反垄断法规等角度进行了严谨却略显抽象的剖析。林浩天一直安静地听着，直到讨论间隙，他才用他那变得有些沙哑、却异常平静的声音开口：

“你们说的都对。但还有一个关键，”他顿了顿，仿佛在回忆某个血腥的战场，“是‘预期管理’和‘恐惧传导’。”

他拿起笔，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垄断者不需要在所有环节都打败你。他只需要在你融资的关键节点，释放不利于你的行业分析报告；在你寻求战略合作时，暗示你的潜在伙伴‘选择你意味着可能失去他的生态支持’；甚至，不需要真的动手，只需要让市场‘预期’到他会动手，就足以让你的估值打折，让你的合作伙伴犹豫。这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比正面的价格战更有效，成本也更低。”

他结合自己当年协助南华资本运作的具体手段，寥寥数语，却撕开了资本冷酷算计的口子，让那些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瞬间变得血肉模糊、触手可及。学者们听得怔住了，他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术语，在现实中是如何化作绞杀对手的锋利丝线。

还有一次，讨论科技企业的“增长悖论”与道德风险，一位年轻学者引用了“破窗理论”来形容某些企业为了追求增速而故意制造的“伪需求”。林浩天沉默了片刻，补充道：

“不止是制造需求。更常见的是‘利用人性’。比如，刻意设计具有成瘾性的产品交互，利用人们对损失的天然厌恶来促进消费，或者在用户协议里埋下深藏不露的数据授权陷阱。这些手段，在法律边缘游走，在道德底线下挖掘，但短期内，财报会非常漂亮。”

他带来的，是来自商业一线血淋淋的实战案例，是对于资本贪婪和人性弱点的、近乎残酷的深刻洞察。这些内容，与学者们构建的严谨理论框架形成了奇妙的互补与剧烈的碰撞。理论因他的补充而变得丰满、具象甚至刺痛；而他那些碎片化、有时显得过于黑暗的经验，也在理论的照耀下，逐渐被梳理、被定位，上升到了对商业文明底层逻辑和科技伦理困境的更深层次思考。研究的焦点，悄然从纯粹的“商业竞争策略”，转向了“何为健康的商业生态”和“科技发展最终应向何处去”的终极追问。

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主题是“企业发展中的‘原罪’与救赎可能”。学者们引经据典，讨论着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可避免性与社会责任的后置补偿。

轮到林浩天发言时，会议室安静下来。他没有看任何人，目光落在自己面前那份空白的笔记本上，仿佛在凝视着过去的自己。

“我坐过牢。”他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没有羞愧，也没有激动，“因为商业窃密，也因为之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许多操作。当时觉得，那是丛林法则，是成功的必要代价。”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倾听的脸，那眼神里没有了以往的算计或防御，只剩下一种近乎残忍的坦诚。

“所谓的‘原罪’，在我看来，很多时候始于一次小小的自我说服。”他像是在解剖一个标本，“第一次，你告诉自己，这只是权宜之计，下不为例。第二次，你告诉自己，大家都在这么做，你不做就是傻子。第三次，你已经习惯了在规则的缝隙里穿行，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聪明’带来的快感……直到某一天，回头望去，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法律的悬崖边上，或者，早已跌入深渊，只是自己浑然不觉。”

他以自己为例，详细剖析了当年是如何一步步从追求技术理想，滑向资本投机，最终在利益的诱惑和路径依赖下，选择了背叛了最信任的兄弟，也背叛了最初的自己。

“救赎？”他微微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极淡的、近乎虚无的苦笑，“我不知道是否存在真正的救赎。有些债，还不了。有些裂痕，补不全。但我现在觉得，至少……可以停下来，看清楚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看清楚那些路上埋着的地雷。然后，或许能提醒后来的人，有些捷径，通向的是绝路。”

他的叙述没有煽情，没有辩解，只有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自我揭露和反思。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学者们被他话语中那种剥离了所有伪装的真实所震撼。

陈瑾瑜坐在他对面，静静地听着。她看着林浩天那双曾经充满野心火焰，如今却如同被大雨洗刷过的夜空般沉静而深邃的眼睛，看着他以如此平静的姿态，将过往最不堪的伤疤揭开，置于理性的探照灯下。她在他身上，看不到颓废，也看不到刻意的忏悔，只看到一种在经历烈火焚烧、化为灰烬之后，从灰烬中顽强萌生出的、微弱却纯净的新芽。

那是一种……“涅槃”的光芒。不是胜利的凯歌，而是劫后余生的、带着痛楚与清醒的重新开始。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一片精神的废墟上，尝试着进行最艰难的重建。而他的加入，也让这个专注于思想的研究中心，多了一份来自现实战场的、沉重而宝贵的重量。